刘铭传是近代中国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功业显赫，历来为论者推重。然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一向多被骂名。于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帮他“划清”和李鸿章的界限，以便使他留得清白在人间。李鸿章是历史的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，兹不具论。但是有一点可以断言：刘铭传之所以能彪炳史册，与李鸿章的提携、帮助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
一
李鸿章和刘铭传虽然都是合肥人，本来却并无来往。1862年，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援沪。刘铭传看到“棋局渐分明”，太平天国必将失败，遂率众加入淮军，自此和李鸿章结下不解之缘。
刘铭传智勇过人，不同凡响，深受李鸿章欣赏。1862年5月， 淮军到上海不足两月，刘铭传和潘鼎新以数千之众招降太平军万余人，井然有秩。刘铭传的“应变之才”给李以极深的印象，在致曾国藩的信中大加赞扬〔1〕。以后又多次肯定刘“智略骁果，度越诸将， 洵属威望素著”；淮军诸将战功，“刘铭传为最〔2〕等。经李“迭次保荐”， 两年时间，刘便由一位职级不高的军官升迁至直隶提督，并赏穿黄马褂。
提督为武官一品，然而清王朝重文轻武，武官比同级别乃至低一级别的文官要低一等。刘铭传心高气傲，为此愤愤不平，曾在一首诗中说：“武夫如犬马，驱使总由人；我幸依贤帅，天心重老臣。上官存厚道，偏将肯忘身；国事同家事，谁看一样真？”〔3 〕“贤帅”当指李鸿章，“老臣”当是指曾国藩。意谓有幸投在曾李麾下，自应效尽全力；言外之意是，被他人当作犬马一样驱使则心有不甘。1868年，左宗棠等奏请催促刘速去直隶，就任提督，刘迟迟不肯赴任，反而坚决要求离队还乡。但刘作出保证：“畿辅如有警急，仍当投袂而起。”〔4〕
刘离队后，李仍注意寻找机会使刘得以身兼文武，施展才能。
1870年夏发生了天津教案，法国气势汹汹扬言武力解决，气氛骤然紧张，李鸿章奉命率师赶赴京津以防不测。李奏请召回刘铭传帮办军务。不久津案了结，朝廷征求李意见，拟请刘督办陕西或他省军务。李乘机建议让刘破格兼任地方，理由主要有三：第一，身兼地方督办军务易于奏效。这是近十数年经验教训总结。咸丰年间，向荣、和春、德兴阿、张国ｌｉáｎｇ＠①等“皆以武臣督师无效”，原因是事权不一，“主客多存意见，因无地方之责也。”反之，官文、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及他本人，均以督抚用兵而决胜。督抚用兵易于“上下一心，粮饷应手”，地方官员不会掣肘等。第二，督办陕西军务，尤须兼管地方，陕西军务涉及地方之事甚多，如修筑寨堡，安插降人，资遣散勇，筹办粮草及运输等，故“督师者号令黜陟能必行，动多掣肘，以武臣临之，更难著力”。第三，刘铭传“智勇才略可当一面，于军事历著成效……其治军以操练纪律为要，爱民除害为本；至其意度豁达、性情爽直，能驾驭将士而使各尽力，能决机俄顷而应变穷。”特别是：“近年辞官归里，折节读书，深明大义，其志趣愿为国家效死力，雅不欲以武人自居。”就是说刘有独当一面的愿才具，如仍以武人视之，很难让他效死力。是故，若以刘铭传负责陕西军事，“似须破除常格，兼任地方，事权归一，……勿任他人牵掣排挤，庶克陶成大器，备异日干城之用。”〔5〕朝廷未采纳李鸿章的意见， 仅让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而未让其兼任地方。
刘在陕西又遭诋毁，第二年愤然再次辞官，不久竟被参革职。李鸿章不便出面帮刘讲话，遂于1874年请陕西巡抚邵豫亨奏请开复刘铭传原职〔6〕。
1880年，中俄交涉归还伊犁，几至决裂。中央政府决定再次征召刘铭传。李鸿章随即向朝廷提出，“该提督（刘铭传）勋望智略实不在鲍超之下，昔年督办陕西，并未遇贼，竟遭谗毁，素性耿直，不受羁縻，未免抑郁以去，此次如投袂赴阙，惟祈温谕慰勉，假以事权，其才可当一面。”〔7〕一面为刘昔日负气而走辩解， 一面请任命刘为方面大员。刘进京路过天津和李晤谈后，李又上奏折夸奖刘：“退归十年，养精韬晦，意气顿平。”“而谈及时艰，骁果刚劲之色，犹时时见于眉宇，实为干城腹心之选。”〔8〕言下之意，刘铭传已非昔日吴中阿蒙， 学识修养皆大有长进，可担重任。
刘铭传进京后，上了有名的《筹造铁路折》，请急造铁路，以立富强之基。李鸿章明确表态支持，并请廷任命刘为铁路督办。他说，建造铁路，“一切度地、用人、招商、借债、事务繁赜，非有特派督办之大员，呼应断不能灵。查刘铭传年力尚强，英气迈往，曾膺艰钜，近见各国环侮，亟思转弱为强，颇以此事自任。……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职，先令将此中款要，专精考校，从容商榷。”还说，目下中国财政窘迫，修造铁路须借外债，能否借到，尚无把握，然以刘铭传之勋望，中外合力维持，措注较易于他人。”且其旧部亦可帮助修筑铁路〔9〕。但是清政府对铁路的重要性几无认识，修路之议遂搁置。 此时中俄关系已有所缓解，刘很快又回故乡。
中法战争中，刘铭传又一次应召出山，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，1885年，根据李鸿章等人意见，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常驻台湾，并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抚巡。刘铭传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为方面大员，不再是被人轻视的一介武夫。台湾在他的领导下，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重要的第一步。
甲午战争时，李鸿章再三请刘到北洋会办军事，刘因身体不好未能就道。不过由此可以看出，李鸿章始终信任和器重刘。
李对刘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无微不至。
刘性耿直，少忍耐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，结怨甚多，李在暗中多方给予ｈｕí＠②护。对刘动辄辞官，朝廷很是不快，李总是为之解释，确系有重病在身。尤为重要的是，设法使他获得醇亲王奕＠③的好感。以至1890年奕＠③在重病中还询问李鸿章：“省三近况若何？极望勿药。”〔10〕关切之情，溢于言表。面对人数众多的顽固势力和其他反对力量，得不到朝廷中有力人物的支持，必将一事无成。
刘辞官后，一度意志消沉，放浪形骸，以醇酒妇人自娱。李知道后，给刘写信说，“似未宜尔”。切望刘“多读古人书，静思天下事”，“敛浮气而增定力”。“如公之才识声望，断非终老林阿者，及此闲暇陶融根器，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，幸勿放浪自废为祷。”〔11〕语重心长，其情殷殷。
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，李鸿章知道这是铭传命脉所在，总是特别关照，即便刘离营回乡，也不让他人染指，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，为刘复出预留资本。
支持是相互的，刘铭传称李鸿章为“贤帅”、“吾师”。每当有军情大事，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，除甲午之役外，刘都能慨然出山。
二
在中法战争中，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。而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。
1884年7月，刘铭传去台湾前，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，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。李鸿章考虑台湾驻军主要是湘军，湘淮军历来不和睦，担心刘临难渡台，孤身无助，让刘铭传在驻直隶淮军中选派教陆操者、教炮队者、教火雷者134 人及旧部提督王贵扬等干部10人随同前往，同时拨给新式步枪3000支，炮30尊及水雷等，勉为目前应急〔12〕。
刘到任后不到一个月，法军即以基隆为目标，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，不惜代价，志在必得。法军舰载大炮射程远，威力大，中国军队所拥有的武器无法与之抗衡，刘铭传审时度势，果断决定放弃基隆港，据山扼险，不让法军再前进一步。这对于保存实力、持久抗战，无疑是正确的。基隆港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，不了解实情、不懂军事的朝士大哗，交章弹劾，甚而至于有人上疏攻击刘铭传自撤离基隆后，“神魂若失、举动言语骤失常态，竟似有心疾。”吓得连精神也失常了。湘军将领也纷纷指责刘铭传处置失当。左宗棠在奏折中指责刘“懦怯株守”，“坐守台北不图进取，皆机宜之坐失者也”〔13〕。刘铭传承受了巨大压力，李鸿章则为之辩解：“省三智勇迈伦，非畏葸者比。”〔14〕数月后，有情报说，法军将以更大规模进攻台北。李电告处境已十分艰难的刘：“公须相机进退，如（台）北不保，彰化、嘉义能扼要守，皆巡抚地也。”〔15〕即不要株守一城一地，务须保存有生力量，长期作战。由此更可以看出李鸿章和刘铭传军事思想的一致性。在一片攻击声中，得到李鸿章的谅解和支持，其鼓舞作用可想而知。
中法战争时，台湾仍是福建省的一部分，其防务及后勤支持均应由闽浙总督负责；广东是闽浙以外最靠近台湾的省份。因此，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负责东南海防的左宗棠，闽浙总督杨昌浚“力筹”“援台各事”〔16〕。又令粤督张之洞不惜代价援台。实际上援台最不得力的数闽浙方面。至1885年元月，左宗棠等仍“未曾派兵来援”台湾，军饷亦迟迟不能汇至台湾。法海军封锁台湾，兵、饷难运送也是事实，但左宗棠、杨昌浚等未肯多方解救也是事实。台湾道刘＠④更以左宗棠为靠山，处处和刘铭传意见相左，其所在台南库中有银数十万两，仅解送七万两给刘铭传，便不再接济台北。
张之洞援台，军饷和武器不吝悭，但在人员方面则更多地考虑广东防务。当时，刘铭传旧部吴宏洛五营驻守广州。经中央政府同意，调吴宏洛部赴台。吴本人也坚决请求去台湾杀敌；李鸿章也数次请张之洞放吴。张之洞为加强广州守卫，始终不同意吴宏洛赴台。不得已，吴不辞而别，只身渡台。
李鸿章负责北洋防务，既要防范法重演两次鸦片战争故伎，北犯津沽，又要防范蠢蠢欲动之日本乘火打劫，因此人力饷力都比较紧张。但他心系台湾，当听说台湾可能不保，刘铭传难能生还时，不禁为之“痛哭”〔17〕。为了守住台湾，他多次“选战将带精练淮勇”配给新式枪炮援台。又多方筹集军饷、武器等支持刘铭传。“唯台湾远隔重洋，其时法国兵舰已屯集闽海，封禁台北各口，一意围困，商轮不行，文极阻绝，华船被其焚毁，动杀者不一而足，军火饷需尤敌人所注意，而欲得甘心。”华轮既无法接近台湾，李鸿章便兼用“以夷攻夷”之法，高价雇外轮运送人员和物资。在李鸿章直接督促下，淮军负责转运援台部队和物资的官员，“往还重洋多至十次，出没惊涛骇浪之中，盘旋飞弹坠丸之下，不惜躯命，出死入生。”先后运送援台兵勇数千人，兵饷数以十万两计，以及大批武器、弹药、各种军用物资〔18〕。几近绝境的台湾军民看到援兵到来，“喜从天降。”1885年1月下旬，在台湾最危急关头，聂士成率近400 名士卒乘英国“威利轮”深夜在台湾东海岸卑南登陆，天明，当地居民知道了，“咸呼天兵又至”，争相欢迎〔19〕。
接济饷银的方法更是灵活，除了由运兵船携带一部分外，更多的是通过台湾和厦门商人交兑。如厦门富商叶文澜和台湾商人联系密切，相互极为信任。李鸿章便让人把饷银交给叶，叶设法通知台湾如数兑付。这种方法既隐蔽又保险。李鸿章还用同样方法，请英国在台商人兑付大量白银。〔20〕
李鸿章还曾拟派海军增援台湾，由于北洋水师成军不久，没有具有海战经验的海军军官，便雇用德国海军军官式百龄为将，率超勇、扬威两舰和南洋水师五舰南下。式百龄指出，法国海军力量远在中国海军之上，中国增援海军应避实击虚，绕过台湾，拦截往来于西贡、香港、台湾之间的运输船，迫使法国海军分兵保护其补给线，减轻对台湾的压力。李鸿章同意这一方略。可惜未及实施，朝鲜发生了内乱，日本借机寻衅，援台之北洋水师改派赴朝鲜以遏止日本。
李鸿章积极态度，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。刘铭传致函叶文澜称：“幸省城并南北洋竭力顾救，始有再生之望。”〔21〕这里省城与南洋、北洋并提，实际上真正“竭力顾救”的是北洋，对省城即闽浙总督等，刘铭传颇有意见。
李鸿章还反复催请粤督张之洞、江督曾国荃、闽督杨昌浚等援台，对整个援台工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在刘铭传抗法守台期间，和中央政府的联络都是通过李鸿章进行的。李鸿章总是及时上传下达，把台湾的军情、困难和要求及时报告给中央政府，把中央政府的部署、命令尽快转告刘铭传，因此尽管有台湾海峡阻隔，通讯基本通畅，对于台湾保卫战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三
李鸿章和刘铭传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。
反对太平天国是他们建立友谊的起点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新思想，都是近代改革家。近代改革家几乎都是从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开始的。李青年时师从曾国藩，以“义理经世”。刘青少年时“喜读”医药、占候、堪舆、五行、兵家之书，“尤殚经世之务”〔22〕。
他们几乎同时看到西方之长。1862年春，他们率淮军到上海，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，威力之猛，绝非中国武器可比。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，不要错过机会，“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，咎悔多矣。”〔23〕积极响应号召、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。此后，二人均一发不可收，越来越重视，越来越全面学习西方。
在1880年的铁路之争中，李刘观念一致，配合默契，充分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一致性。首先是刘上了《筹造铁路折》，提出：练兵、制器等固为自强所必须，“然其机括，则在于急造铁路”。铁路作用甚大且多，“利于漕务、赈务、商务、矿务、厘捐、行旅者，不可殚述。而于用兵一道，尤为急不可缓之图。”修造铁路需要巨款，中国财政却窘困异常，他提出可另辟筹款途径，“今欲乘时立办，莫如议借洋债。洋债以济国用，断断不可，若以为开利源，则款归有着，洋商乐于称贷，国家有所取偿，息可以轻，期可以缓；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，亦自愿效能于天朝，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〔24〕此折一上，反对者纷纷，引来一大批保守派的攻击。李鸿章审时度势，知道由于保守派太强大，修铁路之举暂难举行，但仍毫不迟疑地上折声援刘。他说，铁路是欧美各国富强之基础，“凡占夺邻疆，垦辟荒地，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；迨户口多而贸易盛，又必修铁路以善其后”；“四五十年间，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，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，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。”他进一步阐述了刘铭传的铁路有诸多利益的思想，提出铁路有九利：一、有利于百货流通，于国计大有裨益。二、利于国防。如有铁路，“征调则旦夕可达，消息则呼吸相通，十八省之旅，一呼可集，一兵能抵十兵之用。”三、利于京师控制全国。铁路既开，万里之遥如在户庭，四方得拱卫之势，国家有磐石之安。四、便于赈灾。五、便于转运漕粮、军粮、军饷等。六、便于邮政。七、有利于矿务。八、轮船与火车优势互补，轮船运输因有火车而获得新的发展。九、便于行旅。李鸿章也主张借洋债修铁路，并提出有三点应予注意：一与外国贷款者“明立禁约，不得干预吾事”。一切修路事宜，“由我自主，借债之人毋得过问”。二、不准外方附股，防止铁路为彼占据。三，“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，”以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偿还本息，以免影响中国各项正常财政用度〔25〕。刘铭传首发其端，李鸿章思虑更为周全。
1885年起，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，仅规模大小、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。
不少人认为，在外交上李鸿章一般主和，刘铭传总是主战，是他们最重要的区别。事实是李并非只讲和不讲战，刘也并非只讲战不讲和。刘铭传的基本观点是：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，列强纷至沓来，“或占海疆，或吞藩属，无端欺藐，遇事生风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”面临外侮，言和言，战意见不一。中国不应当简单言战或言和。“言战者当审兵将是否可战？器械是否可战？炮台是否可战？空谈无补，后祸无穷。”这是批评清流派等不顾中外力量对比，大言炎炎，一味主战。显然他是主和的。同时他告诫主和者：“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，天津和而义民受戮，台湾和而琉球坐失，越南和而藩服无存，剜肉补疮，欺陵胡底？”只知一个和字，于国家也不利。关键是要自强，以和平为手段，以变法图强为目的。“夫战不如人而欲图强，犹井中求火也；器不如人而不知变，犹当暑着貂也。今中国战不如人，器不如人矣，不思改图，后将奚立？”他提出，和约既定之后，“上下一心，始终不懈，卧薪尝胆，奋发图强。”具体讲就是：整顿防务，讲求武略，设局译印西书，培养人才尤为急务〔26〕。刘铭传的想法和李鸿章的“外须和戎，内须变法”，忍小忿而图远略”的思想完全吻合。
在中法战争中，刘铭传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台湾军民抗法，一方面希望早日言和。在战斗正酣之际，他曾给李鸿章电报说：“法以船十数只即牵制全局，中国各顾各防，置台岛于不问，即有兵来，亦难装运。将来大局愈坏，非到不能收拾之际，不知转圜。吾师尚须维持全局，早日设法挽回，或可转危为安。”他特别指出：“铭传为大局计，非仅为台计也。”还说：与主持中枢的醇亲王奕＠③如议及和战大计，“不妨以铭传言告之。”〔27〕而李鸿章在主和时亦认真备战，使津防“较有把握”，即便法国海陆军联手来攻，也“可设法鏖战”，请朝廷“毋以法船至津挟和为虑。”〔28〕刘、李在和战问题上似乎自相矛盾。其实不然，作为政治家他们主和，争取和平环境以便中国变法求强；作为手握兵权的大员，他们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，而在战争到来时，顽强抗击侵略者，不示敌以弱。正如李鸿章所说：“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，庶和速成而经久。”〔29〕
李刘之间也有过激烈争执，但很快就和好如初。
他们最不相同处当是人生价值取向不同。刘铭传名士味甚重，卓荦不羁，以“士为知己者死”为信条，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，则能效命疆场；当道者如处置不公，他则速速求退，“不乐复为用”，高蹈远去，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。在太平军、捻军被镇压下去后，他多次辞官回乡，在朝为官时间少，乡居时间多，只有在外敌压境时才肯出山。
李鸿章正相反，拼命做官，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，从不言退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国人皆曰杀，朝廷也不用他，他仍不肯走，住在京城贤良寺中，等待机会。有人讥笑他“热中”做官，他也乐于承认，并为之解说：“今人多讳言‘热中’二字，予独不然。即予目前，便是非常热中。仕则慕君，士人以身许国，上致下泽，事业经济，皆非得君不可。”〔30〕可以说，李鸿章社会责任感更强。不过他没有这样要求刘铭传，每当刘退志坚决时，都同意他回去，只是要求他在国家危急时，必须响应征召。刘铭传对此亦无异议，并多次兑现了这一承诺。由是，李鸿章对刘铭传信任有加。
刘铭传一生主要业绩是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。而李鸿章正是在关键处给刘以巨大帮助，使其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。
〔1〕李鸿章：《上曾相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朋僚函稿》，第1卷，第25页。
〔2〕李鸿章：《遵旨密筹防务折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《奏稿》第36卷，第17页。
〔3〕刘铭传：《感成》，《大潜山房诗钞》。
〔4〕李鸿章：《上曾相》，同〔1〕书，第8卷，第25页。
〔5〕李鸿章：《复奏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折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17卷，第2—3页。
〔6〕李鸿章：《复邵汴生中丞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朋僚函稿》，第14卷，第26页，第30页。
〔7〕李鸿章：《复奏言路条陈折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38卷，第19页。
〔8〕李鸿章：《刘铭传力疾赴京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39卷，第10页
〔9〕李鸿章：《妥议铁路事宜折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39卷，第20—25页。
〔10〕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第12卷，第31页。
〔11〕李鸿章：《致刘省三军门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朋僚函稿》第9卷，第17页。
〔12〕刘铭传：《法事赴台折》、《刘壮肃公奏议》、《保台略》第1页，第4页。
〔13〕左宗棠：《左文襄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63卷。
〔14〕李鸿章：《陈美使劝和》、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译署函稿》第16卷，第1页。
〔15〕李鸿章：《寄山海关刘统领录寄刘爵帅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，第4卷，第19页。
〔16〕李鸿章：《寄福州左中堂闽督抚粤督》，同上书，第4卷， 第53页。
〔17〕李鸿章：《寄译署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，第4卷，第2页。
〔18〕李鸿章等：《台湾转运仍请给奖片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54卷，第18页。
〔19〕李鸿章：《寄译署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，第4卷，第54页。
〔20〕李鸿章：《寄闽藩沈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，第4卷，第21页。
〔21〕刘铭传致叶文澜函，转见李鸿章：《寄译署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电稿》，第4卷，第44页。
〔22〕程先甲：《刘壮肃公家传》、《刘壮肃公奏议》卷首。
〔23〕李鸿章：《上曾相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朋僚函稿》，第2卷，第47页。
〔24〕刘铭传：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》，《刘壮肃公奏议》。
〔25〕李鸿章：《妥议铁路事宜折》，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奏稿》，第39卷，第20—25页。
〔26〕刘铭传：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》，《刘壮肃公奏议》。
〔27〕李鸿章：《陈美使劝和》、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、《译署函稿》，第16卷，第1页。
〔28〕李鸿章：《遵旨妥筹越事宜折》，《清季外交史料》（光绪朝）第38卷，第3页。
〔29〕《李文忠公外部函稿》，第3卷，第13页。
〔30〕吴永口述：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，岳麓书社，1985 年版， 第112页。
转引自：http://dx031.cn/lhz/